砰”的一声响，我倒下了。
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周围已见不到活人。但枪声还是像肺病患者的咳嗽那样永无休止。
“我相机呢？”这是我醒来的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好消息，它并没有掉在很远的地方，我抓住它，很得意的发现它还能用，还没坏。但当我想要站起来时，发现自己“坏啦”，我下半身呢？去哪了？我扭过头确认一下情况，还好，还接在身体上。但很明显，现在暂时没法用。我顶着刺眼的阳光和糊眼的沙尘，爬向我左前方的一堆混凝土废墟，充当钢筋的金属条漏在外边，蔫头巴脑和我没多大差别。我转过身（现在这可不容易！）靠在阴影里。我瘫软下来，意志已被放空，该休息了，我眼睛一合上就睡着了。
我是在好些年前来到这里的，那时我还是个傻乎乎的，满脑子男女之事的青年。我来这片土与其说是为了旅行，不如说是为了冒险，为自己以后吹牛提供些材料。也是为了来探索这地“多文明交融”的魅力的。所以为了踏上“文明区”，我得接受严苛的不得了的安检。
我待在“文明区”内，这片地方的“文明人”似乎有点不放心，用一堵高高的水泥墙保证“野蛮人”不会“侵犯”“文明人的应许之地”。我看到这堵墙心跳都不平稳了。倒不是说我被吓着了，而是我要去往那“野蛮落后”的地方了。我可不想被官僚一顿检查像个犯人似的“探险”。我得走条小路。于是我绕到了一片文明古国的地盘，让我挺高兴的是这地方有“肯德基”但是不卖全家桶，这东西永远被“野蛮人”买空。不管怎样，我深入地道，告别“文明世界”了。地道里黑漆漆的，窄的不行，我跟着一个“外卖小哥”，也许在里边挣扎了一天吧，终于到了出口--一个东倒西歪的小自建屋。不管怎样，我现在是这“未开化之地”的一个旅行者。
我一踏进“野蛮的地界”，就有一个散发着臭气的营地“欢迎”我。我捏着鼻子走了进去。人很多，很乱。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吸引了我。她长得挺好看，虽然身量不足，灰头土脸，但的的确确是个美人胚子。她面容枯槁蹲坐在地上，手里抱着一个小花盆。旁边的女人是大体是她的妈妈，她或许在哭泣或许在祈祷。不知为何，我想要接近他们，但我一俯下身，那个小女孩就立刻缩了起来，像小时候玩的鼠妇，紧紧抱着花盆，几乎将它捏碎。我从背包里掏出一块曲奇，甜的要死的工业垃圾来招待她。她伸出脏兮兮的小手（恐怕更像爪子）来接，表情放松了些。看她快快地消灭曲奇，似乎这是某种珍馐似的，我内心高兴了些。继续试着和她聊天。顺畅了不少，听说了她的爸爸面对“文明而又先进”的有着三只眼睛一个大胳膊的钢铁巨物跪了下去，乞求万能的安拉能像移山一样移走它。枪声一响，他就倒下了，死了。血流了一地。我当时颇为鄙夷他，想“稍微换换脑子不就不会死了吗？活该！”我又问她为什么抱着花盆，她说，里面是家乡的土，是家乡的蒲公英，妈妈说蒲公英开放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我歪歪嘴唇，离开了这里。回到了“文明世界”吸了口“高智商人士的空气”，又看看那先进的农业设施。踱步回了家。
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已穿上“记者”马甲。是的，上头把我排到了这么个给艰苦和危险补贴的地方。这里的境况可以说更差劲了。灰头土脸的我一从昏暗的地道里探出头来，欢迎我的是倒塌的“媒体大厦”。我们和这批难民一样，得躲在自建的，水泥不足的建筑里。我又遇到了她，她现在长大了不少，用白蝴蝶结扎着头发。脸上的忧郁还有所加深。她跪坐在地上，低着头，绝望的捶打着地面。她的背后是援建的学校，现在也成了一片废墟。从她的嘴里撬出话来变难了些。不过还是曲奇发挥了作用。兴许是因为做这块曲奇用的白糖可能比她一个星期用的还多。感谢外边的援助，她接受了些教育，尽管这相当不稳定。在这一时段，她对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兴趣。她用笔墨（这也是不多的）来排解自己的苦痛和忧愁，又希望能以笔为枪，在文艺战线上打出成绩。她认为“城市这么大，总能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吧。高墙再厚，文学也是透的过去的吧。”于是她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办了这个小小文学社。希望在这寻求片刻的安宁。精神生活由此好过了些。她结了些朋友，还产生了淡淡的情愫。然而，“文明的先进的”涂着能买下这片学校土地的隐身涂料的钢铁秃鹫呐，它毫不在乎什么文学，什么人道，什么未来。在一个周五的下午，那个计划好去动物园的下午，降下了死亡的“鸟粪”。学校，文学社乃至朋友都成了这钢铁秃鹫的盘中餐，成了高墙之外那帮大员们的勋章，朋友的鲜血染红了她的白蝴蝶结。她抬起头来，带着泪痕的脸上镶着的眼睛充斥了怒火，紧紧盯着那手持钢枪的武装分子。听着他的即兴演讲：“他们夺走我们的土地，践踏我们的圣城；封锁我们的家园，制裁我们的生活。他们拆掉我们的房子，封死我们的水井；轰炸我们的学校，摧毁我们的医院。几十年来，千百万男人女人，老人孩子被屠杀；千百万安身之所，生命通道被摧毁。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！当我们一无所有，举起石块，拿起枪支时，他们大声叱骂我们是无耻的恐怖分子。同胞们，我们能忍受这种对待吗？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愤怒！我们要用他们的血来滋润来冲洗这片土地！”我本想劝阻她，本想反驳他，但是我说不出来。毕竟她的哥哥，运水泥（在这也是违规的）的哥哥，被埋葬在地道里；母亲，向那钢铁巨物投掷石块，一枚“文明的，签了儿童名字和儿童语录的”炮弹把她炸成了“二十五等分的”母亲。我的同事见过她带着一袋“肉块”乞求援助医生救救她的妈妈。我张不开嘴，但墙外的大员们毫不顾忌，大喊他们是“无耻的恐怖分子”，墙外的“平民”也不在乎，空袭时可是观看的好时机，他们会为了一所医院的倒塌而欢呼，有些墙外的“同行”沾沾自喜，举着儿童的尸体向世界邀功请赏。我没话讲，只能安慰她：“蒲公英开放时，就可以回家了。”又传来几声炸弹落下爆炸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什么会惨遭不幸。
我渐渐睁开了眼睛，身下依然毫无感觉。我疲倦的眼睛飘向空中，那是蒲公英吗？不，不是。我揉揉眼睛，让自己看得清楚些。不是蒲公英，是滑翔翼！他们飞进来了！我登时激动起来，举起相机，开始工作。在我为此增加了上百次快门次数后，有一个战士在我边上落了地。她的脸被头巾遮盖，但她的白蝴蝶结告诉了我她的身份。我欢呼起来，希望她能像战神一般夺回她的生身之地。一个又一个蒲公英落在地上，他们正在推进！“让这些＇人＇知道你们不是软蛋！”我内心尖叫着。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，那坦克上的重机枪像发了热病一样狂笑起来，把蒲公英们碾成粉末。一个又一个战士碎裂了，血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。她也倒下了，肠子流了出来，她爬向那坦克，喉咙深处的每一个细胞，不，每一个原子都在诅咒那“先进的文明的”钢铁。她的眼睛闭上了，一枚从天而降的反坦克导弹让坦克脑袋同样飞上了天。
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回去的了，我只知道她回到了家乡。
几天后，我坐在一台旧轮椅上，在高处看着夕阳下的“野蛮之地”落下一滴热泪。
“蒲公英开放的时候，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“坦克装甲再厚也有生锈的一天，而手中的石块有朝一日会变成反坦克导弹。
“强权战胜不了公理！”
